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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越满意地走后，司马炽也并没有闲下来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陷入沉思，一边计算今日这场“交锋”的成果，一边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的动作。
今天这场人事安排，并不出乎他的意料。眼见司马越咬钩愈深，其必定会先在人事上动手。
对此，他早有准备。有历史和记忆印证，加之信息不对等，又十分明确司马越的目的，这让他很好模拟司马越的人事动作。他有着超越千年的优势，那就是信息。
就今天所得到的结果而言，他已十分满意。
首先调任两队禁卫军离开，意味着他有机会插手禁卫军，培植自己的力量。两队兵马的调动，之后势必会重新补充，换新血液就意味着缺口。
再者，对荆州刺史的安排。之所以反对王澄，除了荆州的重要性，还是因为王澄确实烂泥扶不上墙。
历史上，永嘉元年的时候，政局已开始大规模糜乱，烽火越来越恶劣。司马越与王衍，一个摄政者，一个世家名士，臭味相投，各取所需，最终紧密走到了一起，算是开启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先河。
王衍也由此顺势，与今天这样，推荐了王澄与王敦。一样的荆州和青州。
只是王敦刚到青州，司马越就反悔，立即将其诏还，在朝廷升任其为中书监，兴许就是善相术者潘滔的谏言。而王澄则如愿以偿到了荆州。却不思政事，整日饮酒作乐。
益州战事愈演愈烈，又加之刺史罗尚病逝，更不能制，乱成一锅粥。巴蜀、雍梁流民窜至荆州，其不加抚慰，反而欲坑杀，流民暴乱，荆州原本在刘弘治下成一片净土之地，也重燃战火。
继中原、益州之后，西晋最后的一处粮仓也着了火。西晋灭亡也就不远了。
直到最后，司马睿主导江南，王敦扼死王澄后，受王敦推荐，陶侃临危受命，任荆州刺史，才一举扭转荆州的乱事，平定下来。不至于东晋立国就缺了荆州这一大块最重要的土地。
所以，这么重要的位置，司马炽坚决不能让他乱来。
若没有掣肘，司马炽原本的想法是直接以名人陶侃来担任此职。如今的陶侃已年届不惑，正担任江夏郡守，但在朝局上还只是一个冉冉初升的新星，而且因其寒族出身，又是吴人，也没人会看好他。
也正是出身原因，若不是刘弘出镇荆州后，慧眼识英豪，点了他的将，其再有能耐，如今还是泯然众人。
刘弘病逝后，向朝廷上了奏折，其中就有推荐继任者的内容，陶侃就在提名之中。但朝廷诸公早已对此视而不见。
如今刚值登基，司马炽也不可能提议陶侃。一来，一个远在南方的郡守你怎么认识的，二来，寒族出身，你用什么理由说服众臣，尤其司马越。
兴许胳膊伸得长了，还会惹司马越警惕。现在的他，隐忍蛰伏做个乖宝宝是最好的。
所以退而求其次，刘璠是如今最好的人选。一来，承继父之才名，能收服百姓之心，亦能安荆州诸官将；二来，其才略、忠心都已在历史上得到证明。
若说在西晋末年、东晋初年，识名度较高的名人，无外乎寥寥几名，王导、祖逖、陶侃、刘琨等等。
王导可能知名度最高，“王与马共天下”；
祖逖其次，“闻鸡起舞”“中流击楫”与“祖逖北伐”等；
陶侃很可能最先知道他，还是因为有一个曾孙叫陶渊明。
西晋这段历史太过小众了，比东晋都还小，就连出彩的名人也没东晋多。
言归正传。对于陶侃，司马炽心里也有备选安排。
任用刘璠可稳定荆州，等时机成熟，再可任命陶侃为益州刺史，运用其军事才能，从荆州入益州，收复巴蜀。
不过现在巴蜀、吴地都还不是他的心思所在，他的重点还得放在中原，十六国的汉赵政权，刘渊、刘聪、刘曜、石勒等四人身上。
历史已然证明，这四人才是心腹大患。
至于推荐苟晞、周馥二人，司马炽也取了巧。
一来苟晞、周馥，历史都证明了其二人的才干和忠心；二来，苟晞如今跟司马越还是结拜兄弟，历史上两人生隙的事件还没有发生，周馥则与司马越虽不亲近，但也没有矛盾。
推荐二人，不会惹司马越多想。别看他明说是让皇帝自选，其实怎么又说不是一场试探呢？
推荐二人不止于此。
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，后来二人都因司马越执政不善，与其发生了龃龉。证明了自己不是司马越铁杆，不是铁杆就能拉拢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
苟晞为兖州刺史时，屡破汲桑、王弥、石勒等乱民。潘滔一次进言司马越，曰兖州为战略要冲，魏武龙兴之地，恐苟晞久居而成心腹大患。
于是，司马越遂自兼兖州刺史，给苟晞升了一堆官，遣其镇守青州去了。由此，二人生隙。后来司马越又多次掣肘于他，两人关系势同水火。
周馥则因陈敏之乱，会被派往寿春，为平东将军，镇守于其。怀帝末年，洛阳已眼见不可守，周馥遂上书建议迁都寿春。
然而司马越却认为周馥上书没有提前告知自己，掌握朝政的自尊心受了伤害，就征召周馥回京。周馥知其中有诈，遂不奉诏，于是被司马越授意的淮南郡守遣兵攻打。最后司马睿趁火打劫，占领寿春。
……
人事的调动并不是第二日朝事一并就甩出，而是在司马越的掌控下，陆陆续续调动着。但依旧为人侧目。
一连数日朝政没有需要劳烦皇帝的地方，司马炽也不在意。
这些天，他也没有闲着。一来，每日勤加锻炼，开始接触骑马射箭等事，又巡视过一次城内城外军营，混个脸熟。
前世时，是个懒惰的人，别说锻炼，就是平时走动都难，闲暇时，只爱躺在宿舍里扣手机玩电脑。但此时，性命攸关，生死相系，也容不得他懒惰。
只好每日早早爬起，穿甲胄、跑步、骑马、射箭、运刀刺枪等等。
司马越好奇询问过，司马炽便笑道：“高祖宣皇帝曾力阻刘蜀北伐中原，又北进平定乌桓作乱，先皇也曾平吴一统，皇叔亦带兵平诸王之乱，侄儿也不能堕了司马家名声。”
“侄儿往日只钻研经史，今时身负重任，也当熟悉熟悉兵事。若战局难制，侄儿拟御驾亲征，力挽狂澜；再者，事不可行，骑马逃跑也更快些。”
司马越对此当然表面诚惶诚恐，表示焉能至于斯，内心却嗤之以鼻。打仗是那么容易就能学会的吗？
再加上皇帝对着政事完全放手，从不横加指摘，他又心思全在南迁之事上，也就放松警惕这个皇帝侄儿，不去管了。
二来，司马炽将自己舅舅王延升为散骑常侍。这个小小升官，无可厚非。别人除了艳羡王延有个好妹妹外，也不会有多想。
在其陪同下，司马炽时不时巡视了一些官署。不思政事，只爱玄谈的官衙，这阵子也因此有些鸡飞狗跳，大大破坏了其清净雅洁的氛围。以至于，一些大臣还在朝事上上奏表示不满。
司马越没说什么话。司马炽自然也懒得搭理这些人。
他做这些事情，也是有的放矢。主要目的便是在如今这个时代的手工业和农业上，还有文化思想上。
以后世见识来印证这个时代，不发展一些“新科技”来引领这个时代，岂不是入宝山而空回！超越千年的优势，这是他在这场交锋中持有的最有力的武器！
现在能力有限，权力有限，司马炽并不准备搞大动作。
让舅舅王延从卫尉、少府、将作大匠、都水使者等相关官署中领了一些匠户出来，司马炽便授意其新组建了一个匠坊。
王延对外甥的意图不了解，但也不能不办。而且这些事只是小事，身为皇帝的舅舅，他天然是皇帝这一派的。
外甥登基，他也初尝权势，自然无事不尽力。
中国古代首先不得不谈的就是四大发明，造纸术、火药、指南针以及印刷术。而且这些技术含量都不高，贡献却是十足的大。
司马炽的第一炮自然瞄准的是它们。而且正当其时。造纸术、指南针如今已经有了萌芽和初步发展，火药和印刷术则还在酝酿。
一一单列出来。谁可做为XX初鸣啼声呢？
火药不在首选，这种利器不能作为第一炮，而且必须严格保密，目前以他的敏感身份，还做不到这个地步。
指南针也不在其列。原因是用途单一，之于目前他的处境，无大用。
剩下的，那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，两个相辅相成、互相促进影响的技术。
造纸术，从司马炽今日的巡视来看，官家就有专门的作坊在生产纸张。市面上，也有很多商家在做这一行。
所以做起来并不困难，难点在于如何提高质量、降低成本以及高产量。
与之相勾连的，还有笔墨砚。这可以成为一个系列产业。
司马炽回想了自己关于造纸术、笔墨纸砚的一些认识，亲自观摩上手了一批产品诞生后，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原料实验，并时不时提点一些步骤。
抽调的匠户都是经验老道之人，虽不知司马炽的身份，但对王延的身份却清楚得很。王延在司马炽的授意下，也出手大方，待遇阔绰。
生产、研究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，很快五花八门的样本就摆在司马炽身前。
另一方面则是印刷术的初次诞生。司马炽选用的是雕版和活字两款印刷术同时上马。
这个时代虽然印刷术还没有萌芽，但相关的技术却已有运用，如印章的篆刻、碑文雕刻等这些。
所以只要点破其中关键步骤，其实要求并不难。
雕版比较费时费功，难点在于刻版和调墨上面。刻板初时熟练度不高，一旦刻错字就得重新换版。但对匠户的要求不高，不认识字有摹本对照，也可以上手，慢慢提升熟练度。
活字相较起来，虽然后世评价高于雕版，但作为实验对象，和古代纯手工时代，并不是好选择。
工序较多，要求也多。需要泥活匠、烧窑匠、篆刻匠等相互配合，还得识字人指导。
古代繁体字繁琐，又用字较多，故而做出一整套字来，更加费时费力。后续排版也需要工匠识字，挑拣、排版完成后，才能版出一书。而且用后储藏、摆放也是一件麻烦事。
当然，其能连续使用，不像雕版，一版成形就只能是固定某书，再印新书就只能再刻板。
故而，司马炽跟王延说了主要关键后，告知其先不要着急把所有字都做出来，就以《论语》为蓝本，先试验一版。
之所以两者同时运作，是因为司马炽此后要在不同方向对二者大用。
雕版在推广书籍，普及文化上，会大放异彩。
活字则能运用在舆论喉舌上。像后世一样，做报纸宣传、新闻跟踪、舆论引导等，可保证时效性，省去刻板这个费时的工序。
当然，这一切都还要以试验来证明。
以上全都是他建立在固有见识上所做的计划设想，至于事实上，会不会按照他计划想象一般，他也不知道。
但愿“发明”顺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