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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初的一个上午，我在阅览室里写完日记，从那里出来，被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副书记赵鸿志截住了。他告诉我，保卫组找我有事。我跟他走进保卫组办公室，有两个人在等我，一个戴近视镜的瘦长中年人，一个矮壮的伙子。伙子拿出一张传讯证，在我眼前一晃，让我签名。然后，他们把我带进停在保卫组门口的一辆汽车里。那个年头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，坐汽车是高官的特权，而我平生头一回坐汽车，却是以一个近乎囚徒的身份，心中十分委屈。
汽车驶进一个院子，我注意到门口挂着海淀区公安局的牌子。下了车，我被带进一个房间。他们在一张办公桌后坐下，我看见桌前有一把椅子，便朝那儿走去。
“你坐那里！”伙子指着墙角一只窄条凳喝道。
我真是被当做犯人对待了，心中的委屈又加深了一。讯问开始，中年人问，伙子记，内容围绕着郭世英和。完毕后，伙子把记录递给我，让我过目。我因为委屈，就故意挑错别字。伙子一开始顺从地订正，但很快就不耐烦了，生气地：“你别管这些，只看内容是否属实。”我看完后，他让我在记录末尾按上手印。
接着，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，搜去了书包和衣兜里的所有东西。中年人发现了日记本，眼睛一亮，要拿去看一看。办完这些手续，我又被带往一排安着一扇扇铁门的房子，每一扇铁门上都有一个窗。那是拘留所。在其中一个窗口，我看见方早的悲哀的脸，我们默默互望，一头。我被送进他隔壁的那一扇铁门里。
屋子很，靠墙铺着棉毯，一共坐着六个犯人。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一块地方给我坐，并好奇地向我发问。“大学生！”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惊叫起来，指着一个青年人向我介绍：“他也是大学生，你一定和他是一样的事，他进来三天了。”那个大学生朝我头。一会儿，一个警察送来一叠纸和一支钢笔，让我写材料。我以膝盖为垫，开始写了起来。犯人们注视着我写，啧啧赞叹：“到底是大学生，写得真快！”有一个矮个子犯人一直在哭泣，逐渐升级为号哭，使劲捶门喊着要回家，别的犯人凄声劝他。
送饭来了，每人两个窝窝头，一碗看不见菜叶的青菜汤。我毫无食欲。犯人们七嘴八舌地劝慰我：“吃吧，我们刚进来也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”“不是一天两天，不吃饭咋成？”“下午三前不叫你出去，你就别想出去了，至少得蹲几天。”我拿起了一个窝窝头，至于另一个窝窝头和那碗菜汤，我表示无论如何不要了。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惊的场面，那些犯人一边继续着劝慰的话，一边向窝窝头和菜汤靠近，突然一齐伸出手，抢夺起来。
午饭后不久，我写完了材料，共写了十几页纸。今天的传讯使我明白，被保卫人员叫走后杳无音信的世英，现在一定是在牢房里。我最担心的是组织上只看到他表面上的反动，看不到他本质上的善良，而他的脆弱的神经会受不了，可能作出极端的反应。因此，在材料的开头部分，我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郭世英的善良，反复申他是一个好人，情绪激动地请求组织上千万不要伤害他。在正文部分，我基本上如实交代了我所知道的的情况，主要是我看过的那些作品的内容。我没有想要隐瞒，而隐瞒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那个被搜去的日记本里记载着这些事。
交卷以后，在犯人们羡慕的眼光中，我走出了拘留所，先到被搜身的那个房间领回物品，再到起先受讯的房间里。气氛明显好转了。中年人把日记本还给我，让我在椅子上而不是那只窄条凳上坐下，和气地教训了几句，无非是用功读书、不要胡思乱想之类，就让我回学校去。
回到寝室后，我发现世英的皮箱打开着，明已被搜查过。我刚坐定，陈老师笑容满面地来找我了。他拉我去他的屋里，兴致勃勃地打听我进局后的经历，又问我是否看了传讯证上的落款单位。看见我摇头，他叫起来：“哎呀，你应该看一看。你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件事吗？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！”当时他没有告诉我，后来我知道，这个案子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，具体经办单位是公安部。最后的判决是，张、孙各劳动教养二年，对郭最宽大，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场劳动一年。期满后，在他自己要求下，又延长了一年。不过，实际的后果严重得多，因为发生文革，张、孙被关了整整十五年，而郭世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