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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泥
金庸以一生绮丽奇幻的想象和博览通才，营设了独立的王国，能够“回避”现实、向“古”虚构，以“武侠”来荡开江湖，里面丝毫看不见“现世”的影子，从而免受现世的曲解与打击，无往而不利。
读他的人先得有一史学修养和悟性灵气，否则吃不透他对社会的解译、对历史的沉思、对人性的洞识，而只能停留在那个远离“现世”的古代王国，接受一新奇而简单的乐趣。
没有一个作家有他那份天才，能设计如此众多活泼、紧扣的情节悬念了，文笔跳荡优美，时时处处透散奇趣，弥漫恬人的芳息。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已经足足让他迷恋一生。
在玩味它们、尤其在玩味中国历史的过程中，他以自己的慧性，提炼出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髓，让故事情节在大的脉络上和历史吻合，的细节处穿插自己创造的人物，以他们的生活来破读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，尤其是朝代迭变期的那段动乱史！同时，这也“限制”住他作品里思想境界的高度与广度。
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庸的文化，金庸所得到的正是这中庸文化的精髓！“外儒而内道”，“达则兼济天下”如郭靖的报国，“穷则独善其身”如杨过的归隐；先吵吵闹闹地“争”，一旦成功了、疲累了、心灰了，再轻轻松松地“隐”。何等自在的人生——历代中国文人最高级、最浪漫的理想人生！
金庸做到了，还要让自己钟爱的主人公这样去做。这是“大侠”的高风亮节！
但是，大侠只有一个，金庸只有一个。那些不幸的生灵，他们缺少振拔，缺少鼓舞，缺少抚慰，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“赎罪”的一生里变得更加柔韧、更具抗衡力、更能承受负荷的同情与依托。但一切“武侠”在争争斗斗的世界里演习人生，哪里能顾及其他？无疑，金庸的“不幸”也正在这里。
在他的作品中，我们只能领略到勇武、“成功”者的一份欢欣、几许凄凉，只能看见“成功”者的足迹——这又是怎样离奇古怪的“足迹”呢？——多像一名蛮勇的将军在指挥他的千万军马去效命疆场，换来他一个人的千秋功名啊！这些罕见的英雄，先要成为一名“大侠”，而后才能胸怀天下，为国为民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大侠又是怎样成长为大侠的呢？
他必须孤身奋斗、用心磨炼，又得有卓越的天智，巧妙的机遇，所有这些，虽千万人难得其一！尤为稀奇的是，所有的“大侠”在练成深不可测的“武功”之前全有奇遇——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料知的奇遇，俗话所谓“天助”。没有“天助”，他绝对练不出高深的武功，如此，他拿什么来成其为“大”侠呢？现代社会恰恰没有这些啊！
再者，他作品中的大侠所遇到的仇敌，全是可见的、具体的。
今天的人呢？不但缺乏奇遇，而且，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见阻碍自己、折磨自己、打击自己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。似乎到处有压迫，人们不知道要克服、要锻炼、要超越的对象。他实在太激烈的话，就做约翰·克利斯朵夫吧——去向整个社会挑战！
然而，在未成“大”侠之前，就如此迫不及待，只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毁。那么去走曲折的道路，像《鹿鼎记》里的韦宝，行不行？
不行！
金庸在《韦宝这家伙》里道，韦宝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特是“善于适应环境和讲义气”，这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长处——中庸意识、不偏不倚的“圆滑”个性，中华文明能够长存数千年而不衰，有它们的一份“贡献”。金庸认为韦宝正是赖此而成功的。
事实上，韦宝“成功”的原因在他通“天”的关系。这个“天”就是康熙。“适应”和“义气”只有在专制政体环境里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；一旦专制政体崩解，则随之面目全非，需要新的精神来灌注。没有绝对的君主制，韦宝在最好的可能下，也只好做一个王八蛋，永远做不成“家伙”的。
今天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础和前提是“个体”的确立，而个体的确立需要自尊、自爱、独立的思想人格，相应的精神与才智的充实，及其随之并进的法治、人文环境；我们不复是一个没有秩序、君王至上的社会，韦宝之类的无知无识的泼皮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！就此而言，金庸似乎有不合实际。
不过，金庸已足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了。在他所选择的那条路上，他已经做得最辉煌、最伟大，确实也没有第二个文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。
